被秒删的炎黄春秋总编杨继绳给广电总局最后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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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中国敢言媒体《炎黄春秋》月刊的总编辑杨继绳7月1日正式离职。他的两封辞职公开信星期三在网络曝光。公开信称，上级官员曾多次催促他离职，以及过去五年该杂志社向广电总局报备文章的80%都不获准发表或没有下文。杨继绳星期四表示，当局曾对他打招呼不要发表上述公开信，他也作出了相关承诺，但不知是谁把公开信对外披露。

著名政论月刊《炎黄春秋》因受到中宣部的干预，去年以来，遇到各种阻力，先是被强制变更主管单位，后又接《警示通知书》，指其刊登的文章违规，甚至要求稿件送审等，导致多人辞职。总编辑杨继绳在7月1日离职前，写下了《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两封公开信。他在写给炎黄春秋社委会和读者的告别信中称，退出《炎黄春秋》杂志社，并表示“李锐、杜导正两位前辈和社委会对我一再挽留，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离开。在这里，向在《炎黄春秋》合作多年的朋友们告别，也向百万热心的读者告别”。

杨继绳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称，他接到上级通知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承认公开信出自他本人，却不是他公开发表：“乔龙，我想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新华社不让我跟外国记者谈话，所以我不能说。第二句话，这两封信不是我故意发的，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原来我还没有写完，就有相关人员就知道，跟我打招呼，约谈，不让我发表，我当时承诺不发表，谁发表的我不知道”。

《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全文如下：
炎黄春秋社委会：

从2015年7月1日开始，我将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并退出《炎黄春秋》杂志社。李锐、杜导正两位前辈和社委会对我一再挽留，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离开。在这里，向在《炎黄春秋》合作多年的朋友们告别，也向百万热心的读者告别。

我离开《炎黄春秋》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已经75岁了，又有多种疾病，难以承担总编辑这个沉重的负担。第二个原因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代表社党组找我谈话，用党的纪律要求我立即退出《炎黄春秋》。显然，这不仅是新华社党组的意思。我不能让新华社的领导人为难。第三个原因，去年四季度，总编辑、两位轮执主编和网络主编四人同时辞职，社委会让我担任总编辑，重组编辑部。我不得不临危受命。但我承诺只干半年。现在，半年已过，新组的编辑部运作良好，编辑工作已走上了正轨，我已经完成了社委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兑现承诺，决不恋栈。

《炎黄春秋》是一家讲真话的杂志。多年来，它匡正了不少被歪曲的历史，揭露了很多被掩盖的真相；它通过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经验教训，为推动中国进步尽了一份力量。因此，《炎黄春秋》得到了百万读者的热心支持和高度赞扬。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炎黄春秋》还原历史真相，害怕真相的人难免有些恐惧。因此炎黄春秋经常遭到少数人的谩骂和攻击。谩骂、攻击没有使《炎黄春秋》退却半步。

我在炎黄春秋担任副社长12年了，要离开这里真有一点难以割舍的情怀。不过，我相信，我离开后，《炎黄春秋》还会按原来的编辑方针继续办下去。去年四季度，《炎黄春秋》四位台柱同时辞职，编辑部面临崩塌的危险。杂志社很快就重整旗鼓，在这以后出版的杂志更受读者欢迎。这说明，《炎黄春秋》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能够承受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有强大的民意支持。我对《炎黄春秋》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找我谈话，让我退出《炎黄春秋》，也是4月10日；几家极左报刊和网站，以姚文元式的文风，对《炎黄春秋》发起集中攻击，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不是巧合。时局变幻莫测，也许在将来某一天，在反对力量的压力下，《炎黄春秋》不得不玉碎。玉碎不是毁灭。“纵死犹闻侠骨香”，它24年的历史，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将会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坚信，中华民族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扼杀不了的。一家杂志被迫关门，会有更多同类的杂志产生。

炎黄春秋始终凝聚着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为理想而奋斗，很少有个人的利益追求。在国内外影响如此之大、被列入报刊五十强的杂志，竟然没有独立的广告部，这是没有利益追求的一个佐证。有人说炎黄春秋杂志社某人有多少股份，某人持大股，对这种谣言，我只能付之一笑。

感谢社委会和全体编委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广大读者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朋友们，读者们，再见了，让我在这里向你们致以谢幕式的鞠躬！

杨继绳
2015年6月30日

《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