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毛时代特殊的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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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毛时代对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神秘，那个时代只能从当今朝鲜、从父辈们的口中，能够略微感受一二；而毛时代对我们的父辈们来说，却是又爱又恨，恨的是那时候的贫苦，爱的是那时候的“平等”。随着社会的不公越来越剧烈，于是乎当前社会似乎已慢慢达成“共识”：要是毛泽东在，这些贪官就会怎么怎么样；要是毛主席在，面对他国的侵略我们军队就会怎么怎么样；如果毛主席在，我们的社会治安就会怎么怎么样。一句话，我们怀念毛主席，我们想念毛时代。那么当年的光鲜外表下，是怎样一个广景呢？请阅读本文。----本文转载自：http://bbs.tianya.cn/post-no05-192889-1.shtml


       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个理由。
　　
　　然而，腐败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却是一些人不愿意定义清楚的。如果腐败仅仅是弄一些钱，那倒好办。正像一些低级情绪所发泄的一样，哪怕那官员只贪污受贿一块钱，那就杀。对贪官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那倒真是痛快。可是，腐败不仅仅是钱的表现。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和今天的社会不同。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财富多少不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象征。相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要“打倒”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拥有财富或曾经拥有财富，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不能拥有财富并不等于不能进行物质享受。因此，毛时代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
　　
　　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一级工资最低，8级最牛。24级干部制却又发过来。24级最差，待遇不如普通工人，1级最牛。在24级干部制中，要升到18级以下，才能过上十分享受的日子。
　　
　　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以下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通过政治尺度，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的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泽东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却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无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社会美誉度，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去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比较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多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的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背后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就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有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打倒却又仍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人。后来邓小平一声令下让他们回城，他们一般只能在城市最不起眼、最辛苦的工作岗位讨一份工作。20世纪90年代率先失业的，又是这些人。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品被弄得十分匮乏，但工业生产的低效率和浪费十分惊人。在那个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结果是形式主义到处都是，假话、空话、谎话到处都是，而我们赖以生活的生存环境，却遭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破坏。尤其是我们乱开荒，把大量森林、湿地毁了，也把很多自然河道、湖泊毁了。黄河断流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河，也在那个时代开始干涸。在那个时代，痛心事数不胜数，直到今天却还不能随便说。那个时代，不仅很腐败，而且也很荒谬。
　　
　　说毛时代没有腐败，有几种人。一是成日梦想回到毛时代，回到阶级斗争状态的人，这类人可称为新复古主义派。一是跟盲目的想当然派，对毛时代未深入研究，却听信了谣言，又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一是颠倒黑白派，这号人为了证明自己很能，把什么事都反过来说。一是别有用心派，这些人为了破坏社会稳定，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有意通过煽动和蛊惑的方法撒布和传播谣言。在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别有用心派本不那么可怕。但在现在的中国国情下，他们这些人往往可以获得特殊的话语霸权，因而对社会危害就特别大。中国难以肃清极左余毒，就是这些别有用心派搅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