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 25|||
决定总是比较容易下的,不容易的是为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和艰辛。P大是不允许在校生出国的,特别是我保送读了研究生。所以,要出国,我就不得不先退学。退学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后来父母和叔叔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出国不成,就只能失业在家。穷山沟里风风光光的飞出去,却灰溜溜的飞回来,那多没面子啊。不过我当时还是坚定的,凄凉的,走出了P大的校门。退学需要理由,我当时的理由是妈妈生病了(对不起,亲爱的妈妈,你是孩儿永远的靠山),家里需要钱,我想提前工作。我告诉了系里教务的真实情况,老师很配合我,告诉我都需要办什么手续。系主任也很慷慨的在退学申请上签了字。退学申请需要到研究生院让一个副校长签字同意才能正式的退学。到研究生院的时候(备斋,如果还没记错的话),是一个很和蔼的老师,她看了我的申请后,问我,“你是准备出国吧?”我本来准备好很多的借口,心里还默默地排练过很多次,怎么骗研究生院的老师。但是看着那个和蔼的老师,那么亲切的问话,从嘴里蹦出来的却只有一个字。
“嗯”。
“你在退学理由里再加一句,就说你已经在一家计算机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被批准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五天后你再来这里看是否被批准。”
真的谢谢我的直觉,如果我当时还骗那个老师......后来去办退学手续的时候,老师说要收回学生证,我就说可不可以让我留着算个纪念。“那好吧,我就算你的遗失了。”因为这位和蔼的老师,还让我后来额外的享受了两次坐火车的半价。
退学后,如果说心里没有失落感,那是假的。到图书馆,已经不能借书了,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学校的人了。自己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万一没有被加拿大学校录取怎么办。虽说有老师要我,但是万一人家研究生院因为什么手续不要我呢?例如我是退学的,而且也没有考GRE(还没来得及,TOEFL还只是花了20天准备,匆忙考得)。万一我被录取了,但是拿不到加拿大的签证怎么办?虽说加拿大的签证比美国好拿,但是据说也有比较高的拒签率(在网上看到过30-40%)。而且退学后,我的户口就的迁回湖南,但是迁回家乡什么地方呢?难道是老家,一个乡下的小村子里(可我至少还是一个本科生啊)?再说我的档案应该搁在那里呢?所有的这一切,只要出一个小小的差错,我可能就会抱憾终生。当时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要是无业游民了”。
除了这些担心,更多的还是辛苦。一方面我必须呆在P大和加拿大联系,另一方面我又得回湖南办户口迁移手续以及护照。到了湖南后,又还得长沙、家乡来回跑。我当时从北京回湖南的时候,就直接去了长沙,去索取申请护照的表格,但是被告知,我需要当地公安局的介绍信才能拿到表格,怎么求情都不管用。世态炎凉啊,还是学校温馨。回到家乡后,开始办户口迁入手续,公安局的一个大嫂有点不平的说,“怎么说迁回来就迁回来?户口迁移也的需要所迁入的地方同意才行啊。”我当时一听,傻了,如果你们不要我,那我去哪儿呀?不过他们还是顺利的帮我办好了手续,因为觉得将我一个“大”本科生搁在农村不大合适,就把我户口放在了乡政府。然后就拿到当地公安局的介绍信去长沙领那些表格。然后又得跑回麻阳找公安机关在表格上签字。最后还得再跑一趟长沙交那些表格以及培养费。最最后再拿着那些收据和文件什么得跑到市里办护照。其实文件可以直接交到县里,但是那个公安说,你还是自己跑H市里吧,我们要凑够一定份数才去一趟市里。真是万恶的旧社会。
关于护照,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县里办手续的时候,那两个工作人员还算比较热心,毕竟都是家乡人。有意思的是,手续都弄好的时候,附近办公室的人,听到P大回来的人在申请护照,过来好几个人(哎,这么多年了,俺还是我们县唯一一个P大本科生)。其中一个开始跟我耍嘴皮子。
“你是搞地震的,怎么还有那么多地震?为什么不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报一下地震啊?!”
我楞了一下,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彬彬有礼”,这个家伙......我马上回敬道,“你们那么多公安,为什么还那么多小偷啊?!”
“我们算什么人物,你们都是本科生,博士,应该知道怎么预报地震的嘛!”
“你们怎么能不算人物,你们还有专门的公安大学。我可没听说过什么地震大学。”
那个人不说话了,旁边一个一边偷偷笑,一边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跟人家说呢?”我还觉得不解恨,接着说,“我倒想请教你一个问题。”那个人又来了精神,“你说吧”。“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土地上,所有的交易都是有凭有据的,为什么在你们公安系统,交了钱却没有任何收据?”我当时办护照交了钱,但是他们却不给我任何收据。如果还在办手续,我是绝对不敢说这话的。如果这个家伙不挑我的刺,我可能也就算了,但是这个人实在有点激怒我了,再则在他们那里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所以我就干脆不说白不说。那个人赶紧问工作人员,“你们收了他多少钱?”那个人一脸的尴尬,不好意思的说道,“260块”。那个人哼了一声,也没有回答我,自己走出去了。
这么折腾,真的好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都有。还有一个小花絮就是,有一次坐火车到H市没赶上回县城的火车,而天色晚了(大概晚上八点钟),又没有bus(那么晚,即使有我也不敢坐)。于是就准备在H市睡一晚,因为太晚了,不想冒昧的麻烦那些朋友们,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10块钱一晚)。我长那么大,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落魄到那种境界。旅店很破旧,我住的那个房子很小,但是放满了床,而且是双层的。已经有几个人睡了,有一个长长的头发,但是应该是男的。还有一个衣衫褴褛的民工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万一他们抢劫我,怎么办?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居然还是睡着了,太累了。
虽然这么折腾,但是我还是拿到了劳什子,护照。
回到北京,就收到加拿大的信,说同意我入学了。然后就准备办签证。虽然等的过程让我焦虑,虽然烈日下让我跑来跑去很痛苦,但是还是顺利的拿到了那张通行证。而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体检的时候,也就是听听心跳,验验血,照照光什么的,居然问我要1300人民币(或者是1100,记不大清楚了)。这里还有一个小花絮。我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地址写的是学校宿舍。在我们每一个宿舍楼,都有一个楼长负责琐碎杂事,包括收信。每天大家中午吃饭的时候,同宿舍的某个人就会去楼长办公室拿回全宿舍的信件。有一天回宿舍,室友告知,楼长打电话说有我的信。我当时就纳闷,今天中午的信我去看过了,都只有室友的信,没有我的呀,怎么又通知有我的信了?因为这些天在等使馆的信,都是我自己去楼长那里拿信。不管怎样,赶紧跑去找楼长,
“楼长,还有我的信?”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XXXX室的YY”
“是的,有你的信”。
然后楼长掏出钥匙,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个上面印着“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大信封交给我。楼长没有说什么,只是用很慈祥的目光,微笑的看着我。当时心里好感激楼长,虽然只是看似繁琐的一道手续,但是这位敬爱的楼长只是尽他所能,让我那些重重手续过程中可能出差错的地方,少一个机会出差错。我们的楼长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但是不换的是他们的慈祥和热情。据说,这些楼长们不少是退休的军官。我们遇到过的,军衔最高的一个是大校。真的很感谢他们。
在等签证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六、七月份的北京,天气是最热的。我的办公室里面有空调(虽然退学了,但是导师给的办公室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去使馆的bus特字号的都有很冷的空调。这样一会儿在大热天下,一会儿在空调的地方,折腾来折腾去,我就病了。刚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应该很快就好。更重要的是,因为不能在学校里免费医疗,也不想破费。但是熬到第三天,觉得不行了,这样下去,恐怕会出大问题。于是跑到校医院,医生给我量了体温,看了舌头什么的后,问了我一句话,没把我气死,“你是自己走过来的?”当时我的腋下温度是39.5(现在想,说不定当时实际温度还要高)。然后医生就给我开药了,大手笔的开药了。又是世态炎凉,以前免费医疗的时候,可没给我开过这么多的药。学校里,校医院还是比较黑的。这是经过革命检验的真理。
说了这么多的废话,现在开始说出国第一天。2000年9月8日,我乘坐加航的飞机离开故土。有5个酒朋菜友去机场送我,何,吴,黄,张,林。那么加上我自己就有6个人了,六六大顺,嗯,蛮好的。何后来和我去了同一个地方。吴和张后来去了美国。林后来因为公司去了挪威。这是后话了。到了机场后,张很热心的让我坐好休息,他去帮我去交机场建设费,打听怎么办手续等等。然后我被告知去托运行李。因为第一次进机场,还不知道怎么推那个装行李箱的小推车。别别扭扭的折腾了好一会儿。本来吴告诉我,机场应该有人替我打行李带,但是托运的时候被告知需要自己打好。看着被隔开在候机厅的几个朋友,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那一道警戒线。那是一弯鸿沟,在鸿沟的那一边,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可以帮我,我们可以一起玩乐;在鸿沟的这一边,我只能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酸甜苦辣,我都得一个人默默地去品尝。
就这样将行李托运好后,因为时间还比较长,所以我又回到候机大厅和几个老友说说话。这时,张说,
“马上就要走了,大家每个人说几句吧。要不我先说,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我当时跳出嘴皮子的居然是陈毅的诗,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顿时惹大家一顿臭骂。不过更能描述当时情景的恐怕是:
客行只知路,
相争渡津口。
谁知堤下人,
湿泪空摇手。
不过当时,感到凄凉的,是我,觉得心里很酸的,也是我。
诡计轨迹: 现在把这些小故事一篇一篇码下来,等“老”了有时间的时候,撮合成真正的长篇。感觉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也是“社会革命”的不同阶段,还是有很多值得写出来的东东。
Powered by Discuz!X3.4 © 2001-2020 Comsenz Inc. |